作为举孝廉选官制度中的“孝”与“廉”，实际上是指具有孝行与廉洁品质的人被直接举荐选拔为官吏。这种选官制度虽然初衷是好的，曾经对社会教化产生过一些好的影响，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弊病，出现了“拜门奔竞，货赂嘱托”“以族为德，以位为贤”等不良风气，出现了很多徇私舞弊、朋党勾结的现象。葛洪在《抱朴子·外篇》写道：“举秀才,不知书。察孝廉,父别居。‘寒素清白’浊如泥,‘高第良将’怯如鸡。”正是魏晋时期这种不良现象的描述。因此，到了后来这种选官制度被隋唐的科举制度所取代。

　　孝何以能廉?廉何以能孝?

　　第一，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廉德的基础。孝，诚如《孝经》所说是“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在中国古人看来，孝是为人第一德，是诸种道德的基础。在家能孝亲，在朝必能忠君。廉实际上是为官之人对公共财物的道德态度，它实际上体现为对君主、国家的忠诚之德。因此，在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，认为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，人有孝德就会有别的一切道德，因此，有孝德就必然有廉德。如《孝经·诸侯章》说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;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;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”这里的“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”具有廉德内涵，也被看作是诸侯之孝，如果不具德这种廉德，不能长守富贵，是对祖先的不孝。

　　第二，不辱其亲的孝道责任感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。曾子曰：“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，其下能养。”(《礼记·祭义》)在中国古代，孝亲不仅是能赡养父母，而且要立身扬名，以显父母，起码也不能做辱没父母的事。“父母既没，慎行其身，不遗父母恶名，可谓能终矣。”(《礼记·祭义》)孟子说：“事，孰为大?事亲为大。守，孰为大?守身为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亲者，吾闻之矣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可见人子当能守身才能尽到事亲之道。守身就是要坚守做人原则，爱护身体，珍惜生命，勿为非作歹，玷辱父母，至陷于不义，而枉父母之生。朱子注云;“守其身，使不陷于不义也;一失其身，则亏体辱亲，虽日用三牲之养，亦不足以为孝矣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中国古人的道德责任感产生于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，认为做了好事，成了功名能够光宗耀祖，相反做了坏事，就会辱没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。因此，一个守孝的人必然要在为官的过程中自觉遵守清勤慎的为官道德，绝不能做贪脏枉法之事，受牢狱之灾辱没先祖。这种孝道责任感成了某些官员得以廉洁自律的精神动因。

　　第三，廉才能保证行孝。一个人在古代中国能为官，已经是有出息有成就的人，但是权力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风险，如果一个官员不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，在财利与权力面前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既要当官又要谋财，那势必就会成为一名贪官，轻则贬官，重则受刑甚至丢命，这样肯定不能顾及父母之养，而且辱没家门家风，而成为不孝之逆子。因此，廉洁，不仅能保证官员长守富贵，一生平安，而且还能保证官员行孝，做到“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