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幸福指数最高的当数宋代了。宋代人的生活情调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譬如文人之间的行酒令。而后再由行酒令发展到“小词”、“散曲”等。这是一种文人交往、酬客的小雅文化。从这些“小词”、“散曲”中，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行酒令非宋代独有，如唐诗“城头击鼓传花枝，席上抟拳握松子”，足以证明此种游戏由来已久。不过宋代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，上至君王，下到百姓，无人不会，无处没有。就连老夫子司马光也难免“轻辞丽句”：“宝髻松松挽就，铅华淡淡妆成。轻烟翠雾笼轻盈，飞絮游丝无定。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。笙歌散后酒初醒，深院月斜人静。”

　　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的“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座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”，就是行酒的盛况。据宋代邢居实《拊掌录》记载，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，要求每人作的两句诗必须触犯刑律，而且罪在徒刑以上。其中一人说：“持刀哄寡妇，下海劫人船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”轮到欧阳修，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酒粘衫袖重，花压帽檐偏。”众人一听，大惑不解，问他为何诗中没有犯罪内容，他说：“到了这种时候，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!”足以见得，欧阳修推崇行酒游戏，却反对酗酒犯罪。

　　宋代人行酒令，委实狂热，就连外国人也不放过。据明代潘埙《楮记室》记载：宋神宗元丰年间，高丽国派一位僧人到宋朝来，其人很聪明，能饮酒。朝廷派杨次公接待他。一天，两人行酒令，约好要用两个古人姓名，争一件东西。僧人说：“古人有张良，有邓禹，二人争一伞，张良说是良(凉)伞，邓禹说是禹(雨)桑”杨次公说：“古人有许由，有晁错，二人争一葫芦，许由说是由(油)葫芦，晁错说是错(醋)葫芦。”

　　宋代文人饮酒行乐所取得的最大成就，就是形成了许多慢词、小曲等，许多词牌名在长期的行酒游戏中固定下来，诸如“调笑令、天仙子、水调歌、荷叶杯、醉公子、南乡子……”仅从这些词牌名中，即可窥见宋代的人人文形态。